第六章 东征北伐 (第1/2页)
　　
　　话说李承中接受了父亲为自己定下的婚事，十几天里，每日皆与方玲小姐相会。然而却因为陈炯明的突然叛乱，李承中不辞而别，引起方玲和父亲的误会，险些退亲。所幸，叛军很快被打退，李承中也再次向学校请假，赶回家中，向方玲道歉，并说明了不辞而别的缘由，误会得以解除，二人和好如初。
　　
　　1924年11月30日，军校组织学员结业考试。12月7日，放榜公布考试成绩，原招录的500名学员及开学后新增两批学员150名中，仅有3人结业考试不合格，2人军事科目评审不达标，其余645名学员均顺利通过结业考试及军事科目评审。一期学员中，结业考试前五名的是：左权、胡宗南、陈赓、刘军锋、李承中；军事科目评审前五名的是：左权、李承中、胡宗南、杜聿明、刘军锋。
　　
　　12月31日，黄埔一期毕业典礼举行。因军校总理孙文先生北上，由校长蒋中正主持典礼。在毕业典礼上，蒋中正校长亲自为645名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在毕业典礼上，蒋中正还宣布了广州国民政府命令：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学员组成黄埔学生军，设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排。蒋中正为各大队长、排长、班长颁发任命书及肩章。毕业考试前五名的学院分别被授予职务：胡宗南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左权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陈赓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李承中任第二大队一排排长，刘军锋任第四大队三排排长。
　　
　　1925年1月18，刚满20岁的李承中，和18岁方玲正式成婚。
　　
　　就在孙文在南方办军校，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时候，北方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出五路大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准备任命冯玉祥为“讨逆军”总司令，出兵迎战奉军。一向与冯玉祥不和的吴佩孚得知这个消息，担心冯玉祥执掌兵权后威胁自己的地位，急匆匆地赶往总统府。
　　
　　“老曹啊，冯玉祥这人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他背地里和南边的孙文勾勾搭搭，让他掌了兵权，恐生祸端啊！”吴佩孚赶到总统府后，对曹锟说。
　　
　　“吴老弟啊，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现在奉军攻势正猛，无可奈何啊！一军的冯玉荣临阵脱逃，二军的王怀庆腐朽懦弱，奉军已经占了九门口、石门寨，形势危急啊，不得不为！”曹锟最终未听吴佩孚的话，任命冯玉祥为讨逆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
　　
　　10月23日，冯玉祥趁吴佩孚兵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总统府，迫使曹锟下令解除了吴佩孚的职务，并监禁了曹锟。曹锟签发免职令的时候，叹气道：“玉帅（吴佩孚字子玉，人称玉帅）啊，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啊！”此事被外界称之为“北平事变”。
　　
　　北平事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冯玉祥倍感压力颇大，一面请皖系领袖段祺瑞出山，一面电告孙文请他北上共商大计。
　　
　　这日，愁闷的冯玉祥正在颐和园中闲走，突然一人慌慌张张跑过来，撞到自己，那人连道歉都没说，一面往前跑，一面喊道：“主子，您慢些！”
　　
　　一贯痛恨封建专制的冯玉祥，见到此状，非常生气，叫来侍卫，指着前面问道：“那两个人是谁？”
　　
　　侍卫答道：“冯将军，前面那个年青人是前清皇上溥仪，旁边是侍候的小太监。”
　　
　　冯玉祥听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现在都民国十三年了，他溥仪为什么还在这里养尊处优！怪不得革命几十年了，封建余毒始终不散，这个皇上都还没打倒，还在这里颐指气使的奴役人！”说完，冯玉祥立即回去，召开内阁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并要求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故宫。同时，将故宫中的文物保护起来，故宫改作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并向公众免费开放。这标志着，紫禁城自名永乐十九（1421年）作为全国政治核心203年以来，首次被揭开神圣、神秘的面纱，进入公众的视野。
　　
　　1924年11月10日，接到冯玉祥邀请的孙文，发表《时局宣言》：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此种目的，与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其殖民地者，绝对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于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阻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其内容为何，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详述之。盖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因应时势，列举救济方法，以为最少限度之政纲。语其大要，对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一方在变更外债之性质，使列强不能利用此种外债，以致中国坐困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对内政策：在划定中央与省之权限，使国家统一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同时确定县为自治单位，以深植民权之基础；且当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辅助农工商实业团体之发达，谋经济、教育状况之改善。盖对外之政策果得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对内政策果得实现，则军阀不致死灰复燃，民治之基础莫能摇动。此敢信于中国之现状，实为对症之良药也。
　　
　　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到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智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智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蕲其实现者也。
　　
　　国民革命之目的，其内容具如此。十三年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互相勾结，以为其进行之障碍，遂使此等关系民国存亡、国民生死之荦荦诸端，无由实现。为谋目的之到达，不得不从事于障碍之扫除，此北伐之举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后，本党旗帜下之军队在广东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党复从种种方面指示国民，以帝国主义所援助之军阀虽怀挟其武力统一之梦想，而其失败终为不能免之事实。今者吴佩孚之失败，足以证明本党判断之不谬矣。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愿我友军将士暨吾同志，于劳苦功高之余，一念及之也！
　　
　　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像，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像，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对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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