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基地之争 (第2/2页)
　　
　　可是正如王伯良所言，银子才是最重要的，水师这个最大的洋务产业必然会受到清流的攻击，而朝廷与淮系的特殊关系又摆在那里，老李已经感觉到银子的问题到现在已经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了。王伯良的建议很简单，在朝廷水师海防拨款非常少而且未来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与其建三个水师基地不若集中精力建好一个，尤其是可以供定远舰维修保养的船坞修建更是要快速决定，相比之下这三个基地选址最成熟的莫过于大沽，只要建设一个可以满足需要的大船坞，其余的只是边边角角花费并不多，这个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
　　
　　“北洋水师购舰、培养人才、训练外加基地建设，这些加起来也许就需要八九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可正式成立北洋海军，而十年后朝廷若是分解海防经费比较充足自然可以再继续建设旅顺或是威海海军基地，若是经费困难至少也可以继续维持现有情况保证水师舰船武器更新，更可保证与此相关的工厂正常运转。老师，就学生在海外所见，哪怕是只有一个完整的海军基地，每年的耗费也是极为惊人的，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的投入资金建设，往往这样一个成熟的海军基地到最后就变成了一座城市！旅顺和威海固然有地利之优，但要想将一片白地建成城市，北洋尚需量力而行……”
　　
　　“十年！嘿嘿……”李鸿章的脸色并不好看，不过王伯良知道这并不是冲着他来的，估计老李现在也在郁闷着呢。
　　
　　后世无论是与北洋海军相关的纪念馆还是各种书籍对北洋海防经费在各路“考据党”的努力下已经极为精确，北洋水师那几艘主力战舰的来路如何也都解释的极为详尽，每年两百万两经费实际收到的是少得可怜。李鸿章为了北洋水师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很是得罪了一大批人，尤其是南洋更是李鸿章的苦主，不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不能不说历史上的那支北洋水师完全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结果。
　　
　　“大沽船坞是泥坞，能够进坞修造的船都是两千吨下的小船，而军舰多是吃水深，正在修建的定远舰是七千吨的大舰，后面的镇远、济远号两舰也是如此。大沽船坞修建倒是都能够满足海关的船修造，但于水师舰船却很难兼顾……”薛福成淡淡的说道。
　　
　　主持修建大沽船坞的是德璀琳，原本海关也是打算要修建船坞的，因为北方的造船业远远落后于南方，海关的船平时若是要保养维修还要去上海等地才行。随着天津港口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显然是不适合时宜的，是以海关的赫德就曾有意嘱咐德璀琳在天津修建船坞以满足海关的需要，正巧北洋亦有修建船坞的意向，两者一拍即合便有了大沽船坞，说起来大沽船坞受益者更多的是海关而非北洋水师，未来北洋水师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但就冲着正在德国修建的定远号大沽船坞就首先被淘汰了。
　　
　　薛福成横插进来一句并不是无来由的，光绪五年（1879年）总税务司赫德就对北洋水师这块大蛋糕垂涎不已，正在谋求总海防司，而薛福成感到事态严重便写了一份《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建议李鸿章给赫德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担任总海防司，要么就担任总税务司，二者只能选择一个。显然赫德被这道题给难住了，总海防司也只是在北洋水师选择舰船时能够建议北洋选择英国厂商更为有利一些但绝不可能自己来拍板，而总税务司的权力他是老大一言九鼎，两者相比之下自然是要放弃总海防司的，这样一来赫德图谋控制清国海军的想法最终落空。不过至此一事，薛福成对赫德那是绝无半点好感，相反更是时刻提防，大沽船坞的修建现在在他看来是绝对不能满足北洋水师的需要的，而税务司占了大便宜，这就更让他充满厌恶感觉了。
　　
　　不仅仅是薛福成对赫德的态度非常糟糕，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在内心中亦是如此，那个“总海防司”就是因为遭到李鸿章的强烈抵制而灰飞烟灭的。两人之间的博弈随着北洋水师这块蛋糕日益显现而更加激烈，赫德在成功的两次推销英国的“蚊炮船”之后，在水师建设的问题上最终走向了决裂甚至是彻底的对立。李鸿章不是傻子，买了第一批蚊炮船后他就已经确定这样的舰船设计跟赫德当初推销时所吹嘘的相距甚远，但他还是购买了第二批，并且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英国的蚊炮船大加赞赏。
　　
　　李鸿章的赞赏并非是出于真心，而是真真切切的厌恶，如此这么说无非是彻底稳固朝廷对他李鸿章主持购买舰艇之事充分放心，并且进而更牢固的控制大清帝国对西洋各国购买军舰的“专买权”，当然这其中另外的用意便是堵住那些朝中的顽固保守派的嘴巴。而久居清国并且对大清帝国政治规则非常熟稔的赫德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没有察觉，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订购第二拨炮船由琅威理、劳伦斯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抵达了福州——交接的仪式在福州而不是原本的天津，这算是赫德对李鸿章利用他控制舰船“专买权”的一个回应，他要给李鸿章掌握这些炮船制造一些麻烦，让李鸿章知道自己有能力影响到大清帝国在海军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