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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刑：即凌迟处死，按明朝惯例，要剐上3357刀，皮肉寸断。这个刑罚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清朝以后，凌迟的刀数大致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几类。
　　
　　明朝灭亡
　　
　　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并没有乘胜进京，而是回到东北养精蓄锐，等待机会再发动反攻。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可收拾。此时的明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农民们破产，天灾又不断，百姓无以为生，而官吏不但不想办法赈灾，反而变本加厉地征收租税，终于逼得饥民造反。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壮大起来。当时陕西连年发生可怕的旱灾和蝗灾。老百姓先是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就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最后腹胀而死。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了。一些不甘愿饿死的人就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族，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安栋的张献忠和米脂的高迎祥最为著名，高迎祥称“闯王”，后被明军生擒送到北京，处以磔刑，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他英勇善战，继任闯王以后，攻城掠地，每遇顽抗，李自成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掉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
　　
　　崇祯帝则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二是招降。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
　　
　　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由于内部不和以及不断有人叛变，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尤其是陕西潼关一战，几万名义军士兵阵亡，队伍被打散了。李自成和仅剩的一小部分人马隐蔽在商雒山，总结失败教训，以图东山再起。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河南灾荒严重。李自成再次率军攻入河南。河南当地的饥民加入到起义军中，另外有一些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义军，如河南杞县举人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这些人成为李自成的谋士，他们的加入使李自成如虎添翼。李自成率领义军很快攻克了宜阳、永宁、新安等县，进而围攻中原重镇洛阳。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几十天内，就增加了几十万人马。同时，义军加强了军纪，不抢掠、不杀民、不占民房，部队所经过的地方秋毫无犯。
　　
　　公元1642年，义军攻占襄阳，改名为“襄京”。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占领潼关后，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称大顺王，改西安为西京，并且制定了军制，封赏有功之臣。之后，李自成开始部署进军北京。
　　
　　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于公元1644年三月十六日，攻克昌平，逼近北京。明王朝在岌岌可危的情势下，两次下令各地勤王，但回应者寥寥无几。同年三月初五，明廷决定放弃宁远，令总兵吴三桂率领20余万军民撤退。因受清军牵制，行动缓慢，每天只能走数十里。三月十六日，才撤到山海关。此时，北京已处于农民的包围之下。
　　
　　北京是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中心，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明军京营的名额尚有6万人，实则由皇帝贵族的家丁冒名领饷，缺额甚多。农民起义军一到北京，城外三大阵营首先投降。北京城内的守备非常薄弱，只剩下少量残兵和内侍数千人。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围攻九门，并发出檄文，正告明朝群臣不要顽抗，赶快投降。檄文射入城中，即刻在军民中引起反应。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率军攻破了内城。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明王朝就此灭亡。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称帝，在军政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稳定局势。如加强政权的组织，留用四品以下的明朝官吏；注意严格军纪，保护人民利益，惩处了一些淫掠之徒，执行免赋免役的政策，宣布“专为百姓，故起义兵”；清算贪官污吏，对大官僚大贵族严刑追赃。但是，李自成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他手下的义军开始贪图享乐，生活日益腐化，军纪也渐渐涣散。而在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皇太极病逝于沈阳清宁宫，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因此发生了变故。
　　
　　皇太极死时，多尔衮正值年富力强的年纪，手下又掌握着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正白旗和镶白旗。可当时清朝的文武官员大多主张子承父业，想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多尔衮很聪明，为避免内部发生冲突，就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而是挑选出皇太极最年幼的儿子，6岁的福临，将他立为皇帝。这样一来，他自己就可以当摄政王，独揽大权管理朝政了，福临即位后，建年号为顺治，所以历史上称他为顺治皇帝。
　　
　　在关内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刻，清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认为，明亡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清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明军而是农民军。他建议清军抓紧时机，火速进关，直取北京。
　　
　　摄政王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率14万大军进关争夺天下。清军过辽河时，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于上月攻占北京，明朝已亡。此时，多尔衮进退不决，征求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攻打北京，表示清军与农民军大战必能获胜。多尔衮听后深受鼓舞，决定取道蒙古入关，准备攻打北京。
　　
　　而吴三桂得知京师陷落、帝后殉难后，调转马头返回山海关。此刻，他深感夹在农民军与清军之间，要保存个人已有利益，不是归顺农民军，就要投靠清军，反复权衡仍举棋不定。
　　
　　山海关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意识到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之向背对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解决山海关问题，只有两种方案，一是武力夺取，彻底消灭吴部；二是招抚，避免流血战斗。以农民军入京后将领无心再战、士兵沉溺享乐来看，招抚为上策。于是李自成派人马劝降吴三桂，携犒银4万两黄金，另有敕书一通，封吴三桂为侯。此时，总管京师兵马的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已在北京被捕，李自成令他给儿子写信劝降。吴三桂无奈，决定正式接待来使，投降农民军。但当吴三桂准备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行至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西沙河驿时，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对于吴三桂投降农民军又中途返回，一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大顺农民军入京后，被告追赃助饷的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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